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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紀替胡適恢復名譽”辨蹤

    歐陽健 · 2020-06-12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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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已經逝去的上世紀五十年代,還是邁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從哲學、文學、史學、社會政治思想各個方面,對胡適一派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進行清理和批評,都是完全必要的;不管如何“平心論胡適”,這個底線是不能突破的。

      

    21世紀替胡適恢復名譽辨蹤

    歐陽健

    常聽人說:21世紀替胡適恢復名譽”,搞不清其說從何而來。將這幾個字敲進百度搜索,竟找到11700條相關結果排在前五位的是:

    1、鳳凰資訊:毛澤東為何要說到了21世紀再給胡適恢復名譽?》

    2、鳳凰資訊:毛澤東建國后笑談胡適:21世紀替他恢復名譽》

    3、新浪博客:胡適,“到了21世紀替他恢復名譽吧”》

    4、超級大本營:毛澤東說:21世紀,替胡適恢復名譽吧》

    5、中國政協新聞網:《毛澤東與胡適恩怨:稱到21世紀再替胡適恢復名譽

    將這五條信息歸納起來,大意是:1954年舉國上下批判胡適的反動思想,周揚、胡繩、王若水等紛紛操筆上陣,胡適由學界泰斗一下變成聲名狼藉的人物《胡適思想批判》八輯約二百萬字,在大陸沒有一個人讀完過可胡適全部都看了,曾想作一總答復,葉公超勸他不必“一個處女怎好和一群強盜打交道況且文字在政治斗爭中并不是最有力的武器。”胡適這種自上而下發動的批判,看做是自己的學術思想乃至政治信念的勝利,是另一種對自己的抬舉和宣傳方式。他一再和友人說:“這些謾罵的文字,也同時使我感到愉快和興奮,因為畢竟留下了大量的‘毒素’。這種‘毒素’對于馬列主義好比瘟疫,還發生抗毒和防腐的作用。”而在“討胡戰役”過后,毛澤東在懷仁堂宴請知識分子代表時說:“胡適這個人也真頑固,我們托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么。批判嘛,總沒有什么好話。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當大陸“大鳴大放”時,北京曾派人向美國的胡適帶話:“我們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們反對的不過是胡先生的思想。”胡適聽后大笑說:“沒有胡適的思想,就沒有胡適。”

    經過這一番排列組合之后,轟轟烈烈堂堂正正的胡適批判運動,竟歸結為出于毛澤東之渲泄個人的恩怨。有專家因而斷言:“對胡適的批判出自毛澤東所認為的政治形勢的需要”,“他對胡適的本質心中還是有數的”(李伶伶、王一心:《一介書生家國夢:胡適人生地圖170頁,中國青年出版社2016年版)。在此種語境之下,胡適誠然是有高尚人格的“處女”,是光明磊落的“大儒”,周揚、胡繩、王若水等倒是一群聽命于毛澤東的強盜。這種大是大非的根本顛覆,立論的依據竟是胡適批判的決策者毛澤東的一句話。

    值得注意的是,一萬多條信息,多交代21世紀替胡適恢復名譽出處;某些正式出版的《胡適傳》,將這一大段話加上引號,發揮道:“毛澤東為胡適‘恢復名譽’留了一個活口,盡管胡適仍然堅持反共立場,拒絕了他的橄欖枝。”(桑逢康:胡適評傳287頁,中國社會出版社2008年月版)某些論述交代所弢的回憶,亦未講清其來龍去脈。鑒于弢的回憶是本信息的總源頭,亦是本案的唯一證言,實有必要來一番“評雪辨蹤”,以正此百年是非之視聽也。

    1989年5月,《人民政協報》、廣州《共鳴》雜志社與廣州市晶瑩燈飾有限公司,聯合舉辦人民政協四十年·晶瑩杯征文活動共收到近5000份稿件9月26日頒獎大會宣布榮譽獎5名一等獎2名,二等獎5名,三等獎10名弢的《春天的懷念》獲二等獎主辦方從中選出50篇文章,匯集成風雨同舟四十年一書,由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出版。弢文亦在其列,副題就叫為人民政協四十年征文作。為便于辨析,茲將與本案相關的段落迻錄于后

    毛澤東主席一九五六年在懷仁堂宴請知識分子,我們按專業列成長隊,每一專業由這個專業的領導人介紹。當茅盾先生介紹到我時,毛澤東主席“哦”了一聲,說:“雜文難寫,可還得寫啊!……”他的話似乎沒有說完,我的前面是那位又高又大、穿著鮮艷民族服裝的舞蹈家康巴爾漢和不顧警衛人員怎樣阻擋、背著照相機的新聞記者搶時間,搶位置,早將毛主席和介紹人擁前了幾步。我沒有聽清他后面的話(也許根本沒有說),更不必說回答什么,我只是很不自然地笑了笑,把那只大手放松了。

    后來魏金枝告訴我,毛主席見到他時還開了個玩笑,隨著茅盾先生的介紹,他說:

    “啊呀,金枝玉葉呀!”又笑著接上去:“你評胡風的文章寫得很好。”

    毛澤東主席那天興致很高,和每個人握手,有時只靜靜地聽介紹,有時插一兩句話。我記得光是介紹握手,就花去了一個多鐘頭。入席以后,每排五桌,毛主席坐在第一排居中第一桌,我坐在第六桌上,也在中間,挨近第一桌,側過身去就斜對著毛主席。坐在第一桌毛主席左邊的是上海科學家汪猷先生,他當時大概是無黨無派吧,因為第一桌上都是民主黨派的成員。這位科學家那天很激動,他兩次要大家站起身來,舉杯祝毛主席健康,并帶頭高呼:“毛主席萬歲!”

    和我同桌的有哪些人,幾乎一個也回憶不起來,因為我全神貫注在第一桌上。有些話聽得清,有些話卻隱隱約約,聽不清楚。逝水年華轉眼已經三十三年過去了,能夠回憶起來的就更少。那時正在批判胡適,席間曾提到這個問題,毛主席說

    “這個人也真頑固。我們托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道他到底貪戀什么?”

    有人插話,聲音很低。

    “批判嘛,總沒有什么好話。”毛主席說:“說實在話,新文化運動他是功勞的,不能一筆抹煞,應當實事求是。”

    又有人插話,我聽不清楚。

    “到了二十一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毛主席說著笑了。

    我是研究現代文學的,這段話印象特別深刻,即使不能保證每句都是原話,但也不至于太離譜,因為這以后的幾年中,它們一直在我頭腦里盤旋著,反復地盤旋著。(《風雨同舟四十年115-117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文章回憶了幾位印象鮮明的人物,如又高又大、穿著鮮艷民族服裝的舞蹈家康巴爾漢兩次舉杯祝毛主席健康汪猷,似乎給人以真實可信的印象。但所寫關于金枝的事,就完全不真實了:第一,金枝不是政協委員,不應出席宴會;即使破格參加,也應按專業和弢一道列隊,毛主席的玩笑,他就應該親耳聽見,不必等到金枝后來告訴。第二,毛主席夸獎金枝“評胡風的文章寫得很好”,作家出版社《胡風文藝思想批判論文匯集》六集,卻沒有一篇魏金枝的文章。偶見網上陳家驊《從唐弢不完成〈魯迅傳〉說起》,提到1954年毛澤東到上海,在中蘇友好大廈召開了一次座談會,參加座談的魏金枝,因為發表了一篇有關胡風集資創辦出版社未成,出不了書的一段經歷,得到了毛澤東的贊許(http://bbs.tianya.cn/post-no01-87735-1.shtml)。可見弢是將1954年的座談與1955年的宴請混淆了,才表述為“后來魏金枝告訴我”了。

    從史實考證的角度,文只說1956年在懷仁堂宴請,卻沒具體說是何月何日,需要進一步查實。按回憶提到的康巴爾漢1954年12月4日通過的第二屆政協委員弢與汪猷,則為1956年1月10日政協二屆二次會議增選增選的委員中又有錢學森網上有《他從未帶兵打仗,周恩來提議補授他中將銜,毛主席說至少是中將》的報道:

    1956年2月1日,毛主席主持宴請了全國政協委員的大會,錢學森也收到了邀請,不過當他走到請柬上安排好的37桌時,發現竟然沒有自己的名字。

    這時,一個工作人員來了,把錢學森帶到了第一桌,這是毛主席坐的桌子,錢學森還不知道怎么回事,毛主席進來了,帶著濃重的湖南口音說:“來,來,學森同志,請到這里坐。”

    于是就有了那張經典的,錢學森坐在毛主席右邊的照片,當時在宴會上,錢學森成了焦點,事后他才知道,原來是毛主席在看參加宴會名單時,把他從37桌劃到了第一桌。http://sh.qihoo.com/pc/9f6f476741fdd1a03?refer_scene=so_1&sign=360_e39369d1)

    可以確認,毛澤東主席1956年2月1日晚宴請全國政協委員中的知識分子代表的

    文的題目為什么是《春天的懷念》?1956年1月14日,周總理在全國知識分子工作會議上,發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1月20日,毛主席在會上講話說:“我們吹牛皮吹不起來,工業上沒有獨立,科學上沒有獨立,重要的工業裝備和精密機器都不能制造。地大、人多,但是自制的汽車、坦克、飛機有多少,一輛汽車,一架飛機,未免太少吧?有什么值得翹尾巴的!有的同志說些不聰明的話,說什么‘不要他們也行’‘老子是革命的’,這話不對。現在叫技術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無知的命,沒有他們是不行的,單靠我們老粗是不行的。這些話是聰明的話,要向廣大干部講清楚,現在打仗,飛機要飛到一萬八千公尺的高空,超音速,不是過去騎著馬了,沒有高級知識分子是不行的。”羅平漢:《1956:知識分子的早春》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1/06-17/3118849.shtml)毛主席1955年10月1日回祖國錢學森坐自己的右邊,使錢學森成了宴會焦點坐在他左邊的著名的生物有機化學家汪猷可見席間必以“向科學進軍”題。弢的回憶中,汪猷不為此出謀獻策,兩次要大家站起身來,帶頭高呼“毛主席萬歲”有點不近事理。

    弢的描述,宴會廳每排五桌,毛主席坐第一排居中第一桌,唐排的第六桌上,也在宴會廳中間宴請知識分子委員代表,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領導人自應出席,政協副主席宋慶齡、董必武、李濟深、張瀾、郭沫若、彭真、沈鈞儒、黃炎培、何香凝、李維漢、李四光、陳叔通、章伯鈞、陳嘉庚、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包爾漢,以及重要的常務委員,按禮也應出來作陪。弢說和他同桌有哪些人,幾乎一個也回憶不起來,似乎并沒有重要的領導人,不然怎么會一點印象也沒有。

    網上有李希凡關于1954年12月25日政協宴會的回憶:

    當日晚,政協在北京飯店西樓宴會廳舉行宴會。我記得當時和我同桌的,有朱學范(他當時是郵電部長)先生、范長江同志等。我只知道范長江同志——因為他是前任《人民日報》社社長。人們剛剛就坐,突然從進門的幾張桌上響起了掌聲,接著掌聲響徹了宴會廳,全體起立了。我看到毛主席的高大身軀在一位同志的引導下,正健步走向廳中的主桌,隨后是少奇同志、朱總司令和周總理。

      宴會開始了,我這桌的老同志多,他們一面祝酒,一面回憶、談論著往事,小字輩就我一個,我只有默默地聽著,不時地伸長脖子望著主桌上的活動。我看到總理頻頻向民主黨派的老同志張瀾先生、陳叔通先生、李濟深先生等含笑祝酒,也看到一些老同志和毛主席碰杯。我的心早已飛向主桌,多么想去毛主席身邊祝酒,但看了看周圍,又有點不敢。朱學范先生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意,鼓勵我說:“去敬酒吧,毛主席要知道是你,一定很高興。”同桌的一位臺盟的同志(可惜已記不起他的名字)見我還躊躇不決,就拉起我直奔主桌,他一面向毛主席敬酒,一面介紹我說:“他是李希凡。”毛主席含笑起立和我碰杯,看著我說:“謝謝你。”我也急急忙忙地說了一句:“祝毛主席健康長壽。”這時,少奇同志也在毛主席身邊。他把手伸給我,瞇起眼睛瞧了我一會兒,說了一句:“你很年輕嘛!”http://www.xwmc.com.cn/Article/cpers/2018/11/395371.html)

    此文可以做弢回憶的參照系。不論如何,各位領導與代表穿插而坐,必定氣氛莊重,談吐得宜。唐文說那時正在批判胡適,席間曾提到這個問題(唐文沒有說是誰提出),就有點不可思議。因為在這種場合,任誰都不會偏離主題,不合時宜提出這一敏感的。最高領導毛主席在運動高潮不曾過去的當口,更不可能公開否定自己的戰略決策,“批判嘛,總沒有什么好話”的。

    一年之后的1957年2月16日,在頤年堂雙百方針座談會上,毛澤東倒是涉及了胡適問題的。洪子誠《材料與注釋:毛澤東在頤年堂的講話》披露了中國作家協會的比較完整記錄,并說明關于這次會議和談話內容,已經有不少文章、回憶錄涉及,如會議參加者張光年的《在頤年堂聽毛澤東談雙百方針》與郭小川1957年2月16日的日記,顯示了較為慎重的態度。

    張光年的文章說:

    五十年代中期,黨中央為了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調動當時五百萬知識分子的積極性(他們的積極性開國后曾經受到壓抑),決定調整知識分子政策。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簡稱雙百方針)。他大概是想到五十年代初期戲曲藝術百花齊放的繁榮景象,也聯想到我國古代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學術爭鳴的盛況,希望促成一個社會主義新中國文藝上百花齊放、學術上百家爭鳴的黃金時代。1956年5月,他先讓中宣部長陸定一發出試探氣球。定一同志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發表后,在知識界引起熱烈反響。但是不少人鼓掌歡呼之余,還是將信將疑。大家期待毛主席出來講話。(《百年潮》1999年第4期)

    張光年指出,雙百方針是1956年5月中宣部領導人倡導的,但不少人還是將信將疑,證明1956年2月1日毛主席宴請政協委員的主賓席上,議論胡適問題是不可能的。也是在三十三年之后,張光年經二三友人的幫助和提醒,使他模糊的記憶逐漸清晰起來,其中最精彩的是細節:

    到了吃午飯時候毛主席招待我們午。隔壁房里擺了兩桌每桌有菜四大盤五花扣肉、燒牛肉片、炒雞蛋和一個素菜。康生臨時拉住我問了幾句什么話我入席晚了只得隨康生插進窗邊第一席毛、周、朱諸公已經端起大飯碗吃開了。大家都是站著吃左手端碗右手夾菜。我因左臂殘廢不能端碗。總理讓我找個凳子坐著吃。這太特殊化了我寧愿站著用湯匙幫忙少吃點先退席。毛主席大口吞食只見他夾起一大塊五花扣肉一呼嚕就吞下去了。他也先吃完前廳邀我同坐沙發上漫談。他知道我新近主持《文藝報》周刊工作不大順手。他為我解除精神負擔一再說“文藝批評好辦好的說好不好的說不好。”我笑了。話題扯到《草木篇》這是四川詩人流沙河的新作已經引起爭論。我直率地說這篇詩不好我們要發文批評。他教導說“你也不要全盤否定他總有兩段寫得還好的隨口舉出兩例。你先說他這兩段寫得好然后講他以后幾段寫得很不好。讀者看了心服。”毛主席這段話我當時印象深刻銘記在心。

    張光年的記憶,就比弢清晰真切得多。但在他的記憶里,沒有關于胡適的議論;也許對當時的他來說,這個問題并不一定很重要。在郭小川1957年2月16日的日記里,也沒有關于胡適的議論,也許對當時的他來說,這個問題也并不一定很重要。

    而在洪子誠看到的中國作家協會記錄毛主席確是談到胡適問題的:

    過去批評胡適,取得很大的成功。開頭我們說,不能全抹殺胡適,他對中國的啟蒙運動起了作用。康有為、梁啟超也不能抹殺。

    現在不必恢復胡適的名譽,到21世紀再來研究這個問題吧。過去因為是斗爭,所以講缺點,今天也不必平反。今天他是帝國主義走狗,到21世紀,歷史上還是要講清楚。《現代中文學刊》2014年第2期

    作家協會記錄毛澤東的著眼點是強調“教條主義不是馬列主義”,對事對人都要實事求是,一分為二。如對流沙河的《草木篇》也不要全盤否定他總有兩段寫得還好的。你先說他這兩段寫得好然后講他以后幾段寫得很不好讀者看了心服”。同樣道理,過去批評胡適,取得很大的成功不能全抹殺胡適,他對中國的啟蒙運動起了作用。這就是實事求是,一分為二。毛澤東當時的觀點是:在今天,他是帝國主義走狗”,所以“現在不必恢復胡適的名譽今天也不必平反”,“21世紀再來研究這個問題吧這與21世紀替胡適恢復名譽”,有著本質的不同。

    張光年說:“聽說毛主席當時有個習慣:遇到某個重大議題開講前,他要找些人一起談談;不僅是為了集思廣益,而且是為了整理自己的思緒,使自己的思想逐步深化,條理化,于是有了1957年2月16日在中南海毛主席住處頤年堂舉行的關于雙百方針的座談會。”毛主席談話的目的,既然是為了集思廣益,整理自己的思緒,說明還處于未成熟、未定型的狀態;盡管有比較完整記錄,但未經作者審閱與授權,不能算作正式的意見,不宜作為正式文獻加以引用。

    綜上所述,1956年2月1日晚沒有人提出胡適問題毛主席也沒有21世紀替胡適恢復名譽的話。進一步說,弢本人也不曾聽到過這樣的話。

    且試著還原當時的情景:宴會廳每排五桌,毛主席坐在第一排居中,唐坐在排居錢學森在第三十七桌應該在第十三排。如果有五十桌,應有十五排;如果有一百桌,則應有二十排。每桌以12人計,共600人或1200人,加上記者與服務人員,人數就更多了。雖不能說是“人聲鼎沸”,但總不至“鴉雀無聲”。坐在第六桌弢,能聽得清坐在第一排居中毛主席的講話嗎?

    弢的心態,也能證明他不曾聽到毛主席講的話。文章記述毛主席和他握手時“雜文難寫,可還得寫啊”的話,以及魏金枝“評胡風的文章寫得很好”,說明其時正處于批判胡風的熱潮。《胡風文藝思想批判論文匯集》雖沒有魏金枝的文章,但五、六集卻收有弢的兩篇文章,證明他是積極參與了的。最妙的是《在“蒼蠅”上碰了頭》,還對比著扯上了胡適:

    批判胡適和胡風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斗爭,在目前,正在全國范圍內熱烈地開展著。從政治上說,胡適一直反對馬克思主義,誣蔑共產黨,心甘情愿地做帝國主義的走狗,解放前逃往美國,新近還在那里發表‘擁護’美蔣條約的無恥‘談話’。背叛祖國,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分子。(《新聞日報》1955年3月19日,《胡風文藝思想批判論文匯集》五集第164頁,作家出版社1955年7月版)

    文章所持“胡適一直反對馬克思主義,誣蔑共產黨,心甘情愿地做帝國主義的走狗”,“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分子”,正是當時普遍的共識。時間過去不足一年,他在懷仁堂最希望聽到的,應該是“評胡風的文章寫得很好”;如果親耳聽到毛主席“到了二十一世紀替胡適恢復名譽吧”,作為現代文學研究專家,他的反應就不會是“一直在我頭腦里盤旋著,反復地盤旋著”,而應該是猛吃一驚,責備自己沒跟上領袖的思路,并考慮如何調整自己的觀念,怎會對為胡適恢復名譽”心領神會呢?

    應該明白,弢所聽到的“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的話,不是當時記在日記本上,或通過各種途徑告訴他人的;而是三十三年之后,應“晶瑩杯征文而寫的。他并沒像張光年那樣,經二三友人的幫助和提醒,使自己模糊的記憶逐漸清晰起來,而是偏執地相信:這段話印象特別深刻,即使不能保證每句都是原話,但也不至于太離譜,因為這以后的幾年中,它們一直在我頭腦里盤旋著,反復地盤旋著。實際上,一切都源于記憶的“偏差效應”。

    在一般人的認識里,證人是提供客觀證據的人,是把自己親眼看到親耳聽到的東西如實地講出來的人。但心理學告訴我們,很多證人提供的證詞都不太準確,甚至是具有個人傾向性,帶著個人觀點和意識的,“證人對他們的證詞的信心并不能決定他們證詞的準確性”(陳公:《青少年不可不知的100個心理智慧》第106頁,安徽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尤其是當某種“公眾記憶”占據主導地位的時候,往往會影響另一些人記憶從而造成記憶的偏差與扭曲甚至讓他“看到”事實上并未發生過的事情

    大名鼎鼎的季羨林關于胡適的“記憶”,堪稱最最典型的例證。1999年7月,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中寫道我現在站在適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從中來,心內思潮洶涌,如驚濤駭浪,眼淚自然流出。”文中回憶”1948年北京大學建校五十周年紀念日的情景道:

    此時,解放軍已經包圍了北平城,然而城內人心并不惶惶。北大同仁和學生也并不惶惶,而且,不但不惶惶,在人們的內心中,有的非常殷切,有的還有點狐疑,都在期望著迎接解放軍。適逢北大校慶大喜的日子,許多教授都滿面春風,聚集在沙灘孑民堂中,舉行慶典。記得作為校長的適之先生,作了簡短的講話,滿面含笑,只有喜慶的內容,沒有愁苦的調子。正在這個時候,城外忽然響起了隆隆的炮聲。大家相互開玩笑說:“解放軍給北大放禮炮哩!”簡短的儀式完畢后,適之先生就辭別了大家,登上飛機,飛往南京去了。我忽然想到了李后主的幾句詞:“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唱別離歌,垂淚對宮娥。”我想改寫一下,描繪當時適之先生的情景:“最是倉皇辭校日,城外禮炮聲隆隆,含笑辭友朋。”

    但據季羨林自己后來“考證”:“胡適于12月15日已離開北平,到了南京,并于17日在南京舉行北大校慶五十周年慶祝典禮,發言時泣不成聲云云。可見上文繪聲繪影回憶”,什么滿面含笑”,什么“只有喜慶的內容,沒有愁苦的調子”,全是子虛烏有的既然如此,將原文改過不就行了嗎經過慎重考慮季羨林還是決定保留不變理由是已經發生過的事情是一個現實,我腦筋里的回憶也是一個現實,一個存在形式不同的現實。既然我有這樣一段回憶,必然是因為我認為,如果適之先生當時在北平,一定會有我回憶的那種情況,因此我才決定保留原文,不加更動。但那畢竟不是事實,所以寫了這一段后記,以正視聽。

    由此可見,人的記憶是有欺騙性的季羨林記憶偏差,源于他心目中在現實世界已經由臭變香;當年的“胡適思想批判”,已由義正詞嚴的“缺席批判”,變成“亂哄哄一場鬧劇”了:“他的名字仿佛已經成一個稻草人,渾身是箭,一個不折不扣的箭垛。大陸上眾家豪杰,個個義形于色,爭先恐后,萬箭齊發,適之先生兀自巍然不動。我幻想,這一定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景觀。在浪費了許多紙張和筆墨,時間和精力之余,終成為竹籃子打水,一場空季羨林記憶偏差更源《為胡適說幾句話》先生二字都沒有勇氣加上”的追悔源于自己對為胡適徹底平反、恢復名譽殷切期盼。

    1989年的心境,與季羨林有類似之處。作為魯迅研究學科的奠基人海內外公認的權威學者,參加過1938年版《魯迅全集》的編輯,還編輯《魯迅全集補遺》、《魯迅全集補遺續編》,輯錄考訂魯迅佚文在魯迅研究享有很高聲譽。然而,當“魯退胡進”的潮流涌來之時,當年對于胡適的“不恭”,竟成了76歲的弢的一塊心病。據汪暉介紹八十年代我記得和他聊過一次對胡適的看法。那正是自由主義在中國開始生根的時代。唐先生回答我,在他年輕時,胡適是真的主流,魯迅影響只局限在一個很小的圈子。他也受胡適影響,身上有很多自由主義的東西,個人主義等等。你想,五四青年,個人主義,婚姻自由,愛情,講一點西方的權利、民主、自由,不都是這些東西嗎?回憶我的老師唐弢》,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0158-4.html)

    所謂記憶偏差多發生在情緒不穩定弢引以為豪的魯迅研究,已經開始不吃香了;而他曾經指責為“一直反對馬克思主義,誣蔑共產黨,心甘情愿地做帝國主義的走狗”的胡適,卻成了“開風氣的嘗試者”,成了“國學宗師”,甚至“一顆清亮的大星”。這種強勢的輿論場,必然會刺激神經,調動大腦中不同的記憶與之相匹配于是,某種經過推理而覺得理所當然的事胡適是真的主流,魯迅影響只局限在一個很小的圈子”;自己雖受魯迅的影響,也受胡適影響之類),就成了實際發生的事了;而“回憶”自己早在1956年,就親耳聽到毛主席“到了二十一世紀替胡適恢復名譽的話它們一直在我頭腦里盤旋著,反復地盤旋著”,就成了心靈最好的安慰與解脫

    弢這并不起眼的回憶所以產生異乎尋常的影響,著名的黨史專家龔育之,有大功存焉。

    《讀書》1995年第9期,他以郁之的筆名發表了《毛與胡適》一文。開頭說:“近年來對胡適的介紹和研究,在我們這里逐漸增多了,對胡適的評價,也逐漸走向公允、樸實、平心靜氣了。當然,不同的觀點和視角仍然是有的,而且永遠會有。矯枉難免過正,這是可以理解的,在什么時候都是如此。但是,不論什么時候,矯枉的目的,歸根到底,總應該在于求正。從一個極端的過正,到另一個極端的過正,簡單地顛倒翻覆,認識不能前進。各種過正之枉,都屬于應矯之列。不過,矯枉求正,應該是一個自由討論的過程,而且是一個無限趨近的過程。”

    1979年開始“重提胡適”,直面1955年“胡適思想批判”,便回避馀地;隨著“胡適熱”的逐級加碼,反思更提上了議事日程。有人斷言,那場批判“至少在三個方面開創了壞的先例”第一條便是學術問題政治化孫月才《胡適實用主義與“五四”啟蒙——兼評五十年代的“胡適思想批判”》《學術月刊》1989年第5期更有人斷言,在運動一哄而起,把對胡適的思想批判確認為對敵斗爭的特定環境下,這樣的批判無疑在科學性上大打折扣,而斗爭的政治性卻大放異彩(金烏:《沉重的反思——震動歷史的大批判》第43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反思極端過正是:胡適是二十世紀最能影響中國命運的政治人物——重大到能與毛澤東、蔣介石相提并論,能與李大釗、陳獨秀并駕齊驅。至于魯迅,那就更是等而下之了——不是常見有人這樣問:魯迅,還是胡適?”一心要將魯迅壓下去,將胡適捧為當代文圣,捧為“光焰無限”的“未來之星”,距離所謂“公允”、“樸實”、“平心靜氣”,已經很遠很遠了。

    在這“矯枉求正”的過程中,龔育之是傾向于淡化政治色彩的:“當時當地現實生活中的種種政治糾葛由于時過境遷現在來看色彩就沒有原來那么濃烈了而作為學術界思想界的人物留在歷史上的主要還是其人在學術和思想上的開創和貢獻這一方面在人們心目中的分量就加重了”他的文章雖然提到毛澤東對胡適的兩分法有肯定有否定但主要傾向是肯定,如五四時期稱陳獨秀為“思想界的明星”胡適那時在青年毛澤東心目中恐怕也屬于“思想界的明星”1954年胡適批評開始以后普遍提出了對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貢獻怎么看待的問題記得毛澤東說了胡適對新文化運動當然是有貢獻的這些以后可以說一說現在不必多講”,等等

    毛與胡適》一文,引起了另一位黨史專家吳江的重視,他在炎黃春秋》2000年第3發表《平心論胡適》中說:“郁之同志這段話我看是說得對的。雖然過去的政治糾葛也有一個是非問題要弄清,例如50年代的那場激烈的政治性的批判,現在來看是明顯地過分了的35日胡繩給吳江寫信“今天看到《平心論胡適》文甚快。有兩點奉告1.育之非筆名我們的朋友龔育之也。2.唐德剛非胡適學生美籍華人以筆錄李宗仁傳、胡適傳成名。胡適在近代史上地位還應大大提高。我從三十年代始寫過評論他和自由主義的文章數篇但未能盡意。今得足下文稍可頂五十年代之數百萬言。”吳江把信復印給了龔育之引發他撰寫了《送別歸來瑣憶——胡繩論胡適》,剛發表的弢的回憶遂成了最新的論據:

    五十年代批判胡適思想運動初起的時候廣大學術界的一個普遍的反映就是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貢獻總不能否定呀。記得當時聽過傳達說是毛澤東的意見胡適對新文化運動當然是有貢獻的這些以后可以說一說現在不必多講。唐有一篇回憶文章1956年(或者1957年)春天毛澤東在懷仁堂宴請政協的知識分子代表唐坐在毛的鄰桌聽見毛跟同桌人談話那桌上有人提到胡適批判的問題。毛澤東說“批判嘛總沒有什么好話。說實在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熱應當實事求是。”那桌上又有人插話唐聽不清楚。但聽見毛澤東說“到了二十一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毛澤東說著笑了。《百年潮》2001年第1期)

    龔育之的長項,是毛澤東文獻研究。1975年借調到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參加毛澤東選集材料組的工作,后又調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1980年1月起,先后擔任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著作編委會辦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參與主持編輯《毛澤東著作選讀》、《毛澤東書信選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毛澤東早期文稿》等,被譽為“善于發掘和提出具有價值的新材料和新觀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礎上分析問題,提出見解,做到歷史與邏輯相統一、材料與觀點相統一”的理論大家(《龔育之同志生平》,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6-07-2),總該懂得一個起碼的道理:弢的文章是三十三年之后的回憶,且是一條未經檢驗的孤證。“孤證不立”,指的是單一的史料不能成立,是歷史研究的一個原則。1956年2月1日毛主席在懷仁堂宴請政協委員是國家政治生活的大事,有足夠的歷史檔案可資查考;參與這場盛會的人士很多,留下記錄與記憶的也決不止于弢一人。洪子誠中國作家協會的記錄,披露毛澤東在頤年堂的講話,尚且援引會議參加者張光年的文章與郭小川的日記為傍證,龔育之何不利用職務的便利,認真查一查當年的檔案,確定宴請的準確時間,不用1956年或者1957年春天這種模糊的說法;更可查核出席宴會的名單看第一桌除了毛澤東、錢學森、汪猷,還有什么人在座,從他們那里能尋到日記、書信、回憶錄之類的材料否。還可到懷仁堂實地測量,看從弢的第六桌,到毛澤東的第一距離多遠能否聽見毛跟同桌人談話等等。既不實地考察,予以核實;又不查找檔案,去偽存真,便急不可待地逕直引用作者已聲明有些話聽得清,有些話卻隱隱約約,聽不清楚”,甚至不敢“保證每句都是原話”為信史,這與“治學嚴謹,思維縝密的褒獎之辭,似乎相去甚遠

    最滑稽的是林偉的《唐弢年譜新編》(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在1956年(丙申)44歲中寫道:

    1月30日至2月7日,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出席第二屆全國政協第二次會議。期間,毛澤東主席在懷仁堂宴請知識分子,大家按專業排成隊伍,等待接見。每個專業由這個專業的領導人介紹。當茅盾先生介紹唐弢時,毛主席“哦”了一聲,說:“雜文難寫,可還得寫啊!”席間,毛澤東談到胡適,給唐弢的印象很深,毛澤東談到曾托人帶話,請他回大陸,又說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是有功的,應該實事求是,不能一筆抹煞,并說到了二十一世紀,再替他恢復名譽。宴會以后舉行文藝活動,唐弢對侯寶林先生的相聲印象深刻。(第201頁)

    可以看出,這段文字就是從《春天的懷念》節錄下來的。問題是,本書唐弢的年譜,鄭重其事地將“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是有功的,應該實事求是,不能一筆抹煞,并說到了二十一世紀,再替他恢復名譽”寫進去,未免有點離題。作者似乎忘記,就在上幾頁1955年(乙未)43歲”,就有多處寫道:

    1月28日,寫作雜文《〈述懷〉詩考》。文章是對胡適的無情的批判、嘲笑和挖苦。并從胡適的《述懷》詩來揭露胡適的野心。此文后發表在1月30日的《解放日報》,署名唐弢。收入《學習與戰斗》、《唐弢雜文集》。

    2月5日,寫作雜文《“扮演者”的尾巴》。文章對胡適在北大女生沈崇遭美兵強奸案的態度,作者進行了批判、揭露,認為胡適的言行是虛偽的。此文后發表在2月1 3日的《解放日報》,署名唐弢。收入《學習與戰斗》、《唐弢雜文集》。(第193頁)

    2月20日,寫作雜文《“壓寶”的故事》。這是一篇批判胡適的文章,認為胡適的實用主義哲學,使他用賭博“壓寶”的辦法,把“寶”壓在了美國,而美國作為帝國主義,它的下場正是走“下坡”路,這是歷史的命運,這是胡適實用主義哲學的失敗,此文后發表在2月13日的《解放日報》,署名唐弢。收入《學習與戰斗》。

    3月10日,寫作雜文《論“一點一滴”》。文章嚴厲批判了胡適的改良主義觀點:一點一滴地改造、解放的說法。批判胡適的實用主義,從方向、本質上進行批判,認為改良主義、實用主義是行不通的,是含毒素、具欺騙性的。此文后發表在3月2 1日的《解放日報》,署名唐弢。收入《學習與戰斗》、《唐弢雜文集》。(第194頁)

    作者好像一點也沒有覺察:下一節莫名其妙地為胡適評功擺好甚至恢復名譽,正是對上一節譜主所作所為的徹底否定。

    近讀由習近平同志提出并親自審定編寫方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見第六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說:

    在推進文化建設中,黨還在思想文化領域進行了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斗爭。1954年,毛澤東從支持兩位青年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批評文章開始,領導發動了一場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廣泛批判。這次批判提出的問題,不僅是如何評價和研究《紅樓夢》這部中國古典文學名著,而是要從哲學、文學、史學、社會政治思想各個方面,對五四運動以后思想文化領域最有影響的胡適一派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進行清理和批評。這項工作在新舊社會轉變時期是必要的,對學習和宣傳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有積極意義。(第441頁,中共黨史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16年版)

    無論是已經逝去的上世紀五十年代,還是邁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從哲學、文學、史學、社會政治思想各個方面,對胡適一派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進行清理和批評都是完全必要的;不管如何平心論胡適”,這個底線是不能突破的。

    2017年10月29日初稿

    2019年4月26日改定

     

    (載 《文學與文化》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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